两千的英文译语怎么说

华兹生英译《史记》之翻译规范查究

李小霞;鄢宏福

【摘要】翻译是受到规范制约的社会文化活动,译文是目的语文化的产物.华兹生

《史记》英译本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对译者行为的种种制约,

包括对文本选择、译文体例、翻译策略、翻译方法、遣词造句等的制约,研究发现

在目的语中受欢迎的译本当数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模式和期待视野的文本.

【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2)001

【总页数】5页(P70-74)

【关键词】图里;翻译规范;华兹生;《史记》英译本

【作者】李小霞;鄢宏福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长沙410012;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长

沙4100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名列“二十四史”之冠。《史记》气势

磅礴，语言雄健洪亮，具有史诗般特质。《史记》已经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

俄语等使用广泛的外语。2015年《史记》法语全译本在法国问世，这的确是翻译

界的一大盛事。在英语世界国家，较早进行《史记》英译的是美国汉学家华兹生

(BurtonWatson)。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华兹生进行了《史记》的选

译工作，所用底本为1934年东京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同时参考了百衲本

《史记》及《汉书》中相对应的章节。主要译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名

为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ofChina:TranslatedfromtheShihChiof

SsumaCh’ien:EarlyYearsofHanDynasty和RecordsoftheGrand

HistorianofChina:TranslatedfromtheShihChiofSsumaCh’ien:theAge

ofEmperorWu’toCirca100B.C。一经出版，华兹生的译本在西方汉学界写给情人最感动的情话 受

到广泛赞誉。很多西方汉学家对华译《史记》的文学取向和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

为其可读性强，翻译方法恰当，翻译目的明确。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

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威廉倪豪士(userJr.)决定组织人员

进行《史记》全译工程，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本对后世的影响并未因此减弱。本

文拟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兹生翻译的《史记》为个案，考察当时的美国社会文

化语境对其翻译行为的种种制约，包括对文本选择、翻译策略选择、原文体例调整

等方面的制约。

“规范”原为社会学概念，指“人们遵守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1]58。早在图里之前，列维已将“规范”的概念引入翻

译，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译者从文本的选择到句法、语义等都有多项

选择的可能性，而每个既定的选择又会影响其后的翻译取舍。”[2]343后来，图

里(Toury)从行为主义的视角对翻译规范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翻译是受到规

范制约的社会文化活动，译文是目的语文化的产物。”[3]29译者总是能自觉或自

发地判断翻译活动的社会规范性，从而有意或无意地遵循或违背某些翻译规范，实

现翻译目的。“译者在翻译自己所选择的作品时，必然会考虑一些因素，比如译作

能否得到目的语读者的喜爱、译作中的语言文化因素是否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各种规

范等。”[4]59在图里看来，目的语的惯例和规范应该成为衡量原文和译文关系的

重要参考，换言之，译者的翻译行为规范受到目的语文化的检验。

在对希伯来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系统的考究基础之上，图里得出规范作用于整个翻

译过程的论断，并指出：“翻译总是受制于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因

素’，亦即受到规范的制约。”[3]54按照不同规范影响翻译过程的先后顺序，图

里将翻译规范分为预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背景 规范

对译者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预规范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初始规范从宏观上影响

翻译策略选择，操作规范则从微观上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产生影响。图里的规范研究

以目的语文化中已有的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真正摆脱了传统译论中以源语为导向

的研究模式，将以目的语为导向的全新模式引入翻译领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

角。“虽然这不一定解释为源语文本的重要性降低，但是把译文在译入语中的接受

作为首要考虑的内容已是不争的事实。”[5]105翻译规范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特定

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翻译行为，也可以诠释译者的具体翻译活动。

(一)预规范与翻译文本取向

预规范涉及在特定的目标文化语境中选择何种原本进行译介的问题。“特定历史时

期目的语文化的翻译政策，如对某些作品、作家、文类和流派的青睐；是否允许以

另一种语言的译本作为原本进行翻译，可以接受的媒介或中间语言又是什

么。”[6]32特定的国际形势、意识形态、经济实力、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文化

政策都会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当然，译者个人的审美标准也对翻译文本选择有重

要的影响。

华兹生对《史记》的翻译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翻译过程受上述因素的

影响尤为明显余音绕梁什么意思 。华兹生共翻译了4卷译本，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

汉朝2卷(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ofChina:TranslatedfromtheShih

ChiofSsumaCh’ien:EarlyYearsofHanDynasty和RecordsoftheGrand

HistorianofChina:TranslatedfromtheShihChiofSsumaCh’ien:theAge

ofEmperorWu’toCirca100B.C.)，1993年修订后再版，书名变更为

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ofChina:HanDynastyI和Recordsofthe

GrandHistorianofChina:HanDynastyII，选译1卷(Recordsofthe

Historian：ChaptersfromtheSHIHCHIofSsu-maCh’ien)，于1969年出

版，秦朝1卷(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QinDynasty)，于1993年出

版。本文主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汉朝2卷。译本汉朝2卷本选取的主要章节

有《陈涉世家》《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之高祖崛起部分》《萧

相国世家》《留侯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的意思 世家》《陈丞相世家》《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

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帝

本纪》《孝武本纪》《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屈原贾生列传》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没列出的章节大

都是本纪和列传。)可见，就文本选择而言，华兹生选择译介给美国读者的主要是

《史记》中文学色彩浓厚、故事性突出和可读性强的“本纪”“世家”和“列传”，

而对于书中记载的典章制度、礼、乐、音律、立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等部

分鲜有涉猎。细细究来，这样的选材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

境、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和意识形态不无关系。

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实力剧增，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然而，

当时美国建国不足200年，缺少丰厚的文化底蕴，文化现状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不符。为了尽快改善文化贫瘠的状况，美国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吸收优秀的文化

资源，因此，在“文化领域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7]89，成为构建并繁荣美

国文化的具体措施之一。1942年，特纳指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

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府的政治、经

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8]63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美国人认为：

“世界文化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战后世界将要求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其在

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责任。”[8]64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但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文学资源丰厚，必然成为美国攫取世界优秀文化资

源的重要对象。“美国一方面想掠取中国的传统经典及思想，为美国文化建构服务；

另一方面想利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来阐释并改造中国文化。”[9]126在美国推行这

种文化战略的前提下，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了对中国经典的大

型翻译工作，华兹生英译《史记》被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之一，其

目的是让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把其作为经典文学读物来阅读，而不是作为史学经典

来研究。可见，华兹生选译《史记》的目的性和读者群十分明确。就华兹生本人而

言，他不仅仅将《史记》视为一部史学巨著，更将其视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文学作品，

更偏向司马迁笔下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故事。他把《史记》看作一部优

秀的叙事文学，其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史记》的伟大文学成就，使读者感受到

两千多年后《史记》仍是一部不朽的著作，是活生生的知识和乐趣的源泉。他想通

过介绍这些历史人物故事让接受过教育的普通美国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由此可见，

华兹生的翻译选材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和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关

系密切。华兹生选择译介文学性突出的“本纪”和“世家”不仅顺应了当时美国推

行的对外文化战略，又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视域相吻合。

二战后美国为了控制中国，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对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

锁，导致中美关系异常紧张，走向全面对抗。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势直接影响华兹生

翻译原本的选择。一方面，美国政府需要吸收中国宝贵的文化资源为其服务，另一

方面又不允许华兹生到中国大陆对《史记》版本进行详细考究。华兹生只能退而求

其次，选择中间语言译本。当时，日本作为战败国百废待兴，美国为了达到在亚太

地区的利益，对日本进行扶植，美日文化交流频繁。美日的亲密关系使得华兹生首

选日译本作为翻译底本，即1934年东京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由泷川资言注

解。

(二)初始规范与翻译宏观抉择

初始规范是图里提出的指导译文产生的另一基本规范，指“翻译操作的宏观抉择，

反映了译者对原文的忠实程度”[6]33。译者或对原文亦步亦趋，视原文为权威，

或严格遵守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学规范，不考虑原文的相应规范，或在两者之间寻求

平衡。通常，译者的选择与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源语文化系统处于

强势地位时，译者选择偏向源语系统的语言和文学规范，会产出“充分性”多一点

的译文；反之，如果源语文化系统处于弱势，译者会偏向目的语文化的语言和文学

规范，产出的译文更具可接受性。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充分性”和“可接受性”

是两种极端，译文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充分或完全可接受的。优秀的译者总是在

“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每个时期的译本也透露了当时

的语言、出律诗的平仄格律一览表 版、文学风尚、读者需求和总的社会情况。”[10]3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霸权地位已经确立，美国人

自以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于是美国的文化以更加强势的姿态

出现，而中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百废待兴，暂时处于弱势地位。译者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当时的文化战略内化为自己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了迅速提升

其文化地位，美国通过攫取世界优秀的文学资源来构建其文化霸权地位。译介中国

的传统经典是构建其文化霸权的途径之一。华兹生力求在目的语文化系统和源语文

化系统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但受美国强势文化姿态的影响，天平最终偏向目的语

文化系统。高高在上的政治和经济强势姿态造就了美国人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在国

内形成了“一种单语的、只接受满足美国人期待的外来事物的文化氛围”[9]126，

于是，在翻译界偏向目的语文化系统的流畅自然的“归化”策略成为主导策略。华

兹生的《史记》译介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翻译过程体现了明显的“归化”策

略倾向。有时候，目的语文化的强势姿态让源语文化难以在目的语中得到诠释。

《史记》中有大量中国古代特有的物品，在目的语文化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物。华兹

生在翻译时选择译出它们的大致意思，但前提是保证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流畅

性。总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迎合当时的语言和文学规范，确保译文能够被目的语

国家读者接受，被出版界和评论界接受，也就自觉遵循了目的语文化系统的各种规

范。于此相吻合，华兹生翻译《史记》时的主流诗学形态强调：“翻译家在翻译文

学作品时必须注重译文自然、流畅、透明的文学特征，评论界和读者也看重译文的

流畅性，否则美国出版界、评论界和普通读者都不会接受。”[11]107

(三)操作规范与翻译过程

操作规范，与初始规范相对，是图里提出的指导译文产生的又一规范。操作规范影

响翻译过程中的微观抉择，即针对翻译过程本身做的实际决策，主要包括母体规范

和文本语言规范。母体规范涉及文本内容的安排取舍，原文的分割变位与译文的完

整性相关。文本语言规范影响文本的微观层面，如句子结构、语言变体、形式对应、

行文等值、字母斜体或大小写等。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在华兹生《史记》英译

本中都有具体体现。

1.母体规范

母体规范影响译本的篇章结构布局。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

而言，很少有人了解中国，更不熟悉纪传题材的史学作品，更何况成书于2000多

年前的《史记》。相反，他们熟知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巨大时空距离的错位中，

为了让英美国家的普通读者读懂《史记》，华兹生只能迎合他们的认知模式和期待

视野，因此，华兹生按照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西方小说叙事模式重新编排了《史记》

的主要故事情节。按照这种思路，华兹生从《史记》全书中筛选了文学特质突出、

故事性和趣味性较强的相关章节，在整体结构上做了大幅度调整，完全颠倒了《史

记》原文的体例结构，打乱了本纪、世家、列传的界限。例如，1961年，哥伦比

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汉早期》的目录完全颠覆了《史记》原有章节的顺序。

华兹生按照西方读者阅读小说的认知模式和阅读经验将该卷分成11个小部分，并

给每一部分冠以小标题以示该部分主要内容。这11个部分依次为：“The

BeginningoftheRevolt”，讲述陈涉起义；“TheVanquished”，讲述失败

者项羽；“TheVictor”，讲述汉高祖刘邦；“TheGreatMinisters”，讲述萧

相国萧何、留侯张良、陈丞相陈平的故事；“TheDisaffected”，讲述张耳、陈

余、魏豹、彭越、黥布、淮阴侯韩信、韩王韩信、卢绾和田儋；“TheLoyal

Followers”，叙述忠实的追随者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张苍、周昌、任敖、

申屠嘉、郦食其、陆贾、朱建、傅宽、靳歙、周緤、刘敬、叔孙通、季布、栾布的

故事；“TheRulers”，叙述统治者吕太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赏析 后、孝文帝、孝景帝和孝武帝；“The

Empresses”，讲述外戚的故事；“TheGreatFamilies”，讲述豪门世家的兴衰，

如刘姓楚国和赵国的兴衰史、刘定国淫乱事发而自杀的故事、齐悼惠王刘肥及其诸

子所封各诸侯国的故事、西汉初年开国功臣曹参及其后人的故事、汉初名将周勃和

周亚夫父子二人的故事、孝文三王刘武、刘参、刘胜的事迹和孝景帝五位妃子所生

的13个儿子的衰败经过；“TheLeaderoftheRevolt(SomeRemarksonthe

HanPeers)”，讲述吴王刘濞、汉兴以来各诸侯王、高祖的功臣、惠帝至景帝年

间的功臣；“TheEminentOfficials”，叙述屈原、贾生、袁盎、晁错、张释之、

冯唐、万石、张书、田书的故事。1961年版第2卷把全部译文分成4个部分，依

次为“Heaven,EarthandMan”，包括《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

“Statesmen,Generals,andForeignPeoples”，讲述了一些政治家和大将军

的故事，如窦婴、田蚡、灌夫、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公孙弘、主父偃、

司马相如、汲黯、郑庄等，还讲述了匈奴与中原的关系、南越、东越、朝鲜及我国

西南地区许多部落国家的故事；“ThePlottersofRevolt”，讲述淮南厉王刘长

及其子刘安、刘赐的故事；“TheCollectiveBiographies”，讲述仁厚爱民的孙

叔敖和子产，廉洁守法的公仪休、石奢、李离，凶狠残暴的酷吏宁成、周阳由、赵

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著名侠士朱家、剧孟、郭解，

佞臣邓通、赵同、李延，占侯卜筮的人。可见，他“按照一般历史叙事文学情节展

开的结构重新编排人物出场的顺序，使得人物塑造呈现小说中人物推进情节的轨迹。

叙事从陈涉起义开始，分门别类叙述了失败者项羽，胜利者高祖，功勋卓越的大臣、

反叛或忠实的臣子、统治者、外戚、豪门世家、诸侯、显赫的官吏等，这无疑构成

了典型的西方历史叙事小说结构模式”[15]54。这种叙事模式的优点在于将西方

读者对《史记》的陌生感最小化，阅读《史记》的译文仿佛是在阅读一本故事情节

跌宕起伏的西方历史小说。事实证明，华兹生的此番调整顺应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西方批评家的好评，就连倪豪士也认为华译《史

记》文学性突出，可读性强，是美国后来人研究《史记》的重要资料。

2.文本语言规范

文本语言规范影响微观层面的词语、句子结构、遣词造句、语篇特征等。译文中，

华兹生对词语的选择富于灵活性和变化性。下面我们用《史记》中反复出现的“曰”

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英语词汇中意义最接近汉语“曰”的

应该是“say”，但作者认为把原文中所有的“曰”都译成“say”显得简单又单

调，而且无法确保每处译文完全切合原文语境。这样做不仅会影响英美读者对原文

的理解，而且会增加读者的阅读困难。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华兹生对同一词语采取

了灵活的处理方法，根据语境适时调节翻译方法和词语的选择。

例如：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

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

其意，又不肯竟学[12]209。译文：WhenHsiangYwasaboyhestudiedthe

etomasterthis,heabandoneditandtookup

failedatthisalso,hisuncle,HsiangLiang,grew

angrywithhim,butHsiangYdeclared,“Writingisgoodonlyforkeeping

recordsofpeople’manshipisusefulonlyforattackinga

anttolearnis

theartofattackingtenthousandenemies!”[13]17

上例中，华兹生没有将“曰”简单地直译成“said”，而是灵活地译为

“declared”，细细想来，“declared”与此处语境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项羽

为人骄傲自大、狂妄无礼、刚愎自用、有勇无谋。此处的“declared”将项羽高

傲自大的形象完美地表现出来，可谓活灵活现。华兹生以原文整句为翻译单位，没

有刻意寻求每一个字词、单句的对应，如伯的组词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项梁怒之”在华译中变成了首尾相接的因果关系，行文流畅，有一气呵成之感。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彻底颠覆了之前以原文为导向的等值标准论，为我们进行翻译

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依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兹生译介《史记》的导向

与翻译过程抉择都与美国的主流语言文学规范和社会文化体系密不可分。翻译文本

的选择，对原文的篇章结构调整和大量删减受到一系列社会规范的制约。华兹生的

《史记》英译本在美国甚至在西方汉学界受到广泛推崇，这说明成功的译作与读者

的阅读期待和目的语社会的文化规范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