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间的英文翻译英语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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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闻报导耿济之的外孙整理外公遗作，发现之前以为毁于战

火从未与世人见面的《罪与罚》早在此地出版流传，遂专程来到

台湾，在国家图书馆协助下找回外公译著，修订润饰，交远景重

新出版…PTT网友己指正其非，台版《罪与罚》署名耿济之者其

实为1936年启明书局汪炳琨本…这种事情只须稍事比对即可

避免尴尬，不知为何轻忽如此？比对版本，确认译者何人，在証

据上虽然一翻两瞪眼立可签结，然而整件事情却还有延续思考的

价值…

远景版「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的译者问题（上）

早期台版重印旧本，由于政治环境诸多因素干扰，未署着译者姓

名，或改易他人，读者对于作者的真实身份，不知怎么多半也都

知晓，视此现象司空见惯，目为平常。

1977年远行出版杜氏作品，汇刊「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朽名著」，

最初诸本皆无署名。然而稍有涉猎的读者都知道俄文翻译小说以

耿济之最称名家。这种出版者不说，读者却共有默识的情况，至

远景出版「世界文学全集」仍无改变。这批新版的杜氏作品译本，

只由编者在书前附加一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平与著作〉，其

余书页，完全以旧版底稿印刷成书，版权页上的66年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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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便是远行「杜氏不朽名著」发行的日期。

耿氏逝于1947年，早于国府政权退守台湾，考其生前官场经历

与文学生涯，严格说来，并无太多政治敏感问题。可能也是基于

这个原因，伴随紧锢的政治氛围逐渐开放，有些出版社在重印旧

本小说时署名耿氏并无避讳。远景也在1986年将历来所出版的

杜氏作品汇整全集，恢复耿济之的译者身份。根据书目资料，这

套15卷本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包含

1《穷人》（锺文）

2《死屋手记》（耿济之）

3《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斯元哲）

4《地下室手记》（孟祥森）

5《罚与罚》（耿济之）

6《白痴》（耿济之）

7《永恒的丈夫》（孙庆余）

8《附魔者》（孟祥森）

9《少年》（耿济之）

10《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耿济之）

11《赌徒》（孟祥森）

12《淑女》（锺文）

13《双重人》（邱慧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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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作家日记》（张伯权）

15《书简》（不详）。

后三册未见，可能并未出版。在实际出版的12册中，至少有8

册属大陆描写夏至的古诗四句 时期旧版重印，其中5册译者署名并不正确；至于署名

耿济之的5册其实也只有3册确实为他所译。考订如下。

一、《穷人》

《穷人》有两个旧译本，译者分别是文颖与韦丛芜。前者于1948

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图1），时处战事末期，发行不广；舟夜书所见这首诗的意思

50年代原出版社又再3次印刷，之后作家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先

后再版，但据田全金录自版权页的记载，各版次印量最高仅数千，

相加统计，文颖译本《穷人》十年间的印量不及2万册。

检视台版《穷人》，最早出现的学海本，即所谓青山本（其实皆

辗转翻印，此间爱书人士往往只视为盗版，不屑一顾，只有近年

大陆年轻学者不厌其详，把它们也视为一种版本计算）。书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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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斯妥也夫斯基〉与郑学稼的长篇论文〈评穷人〉，内文

则取自文颖本。由印刷字迹判断，系以他本为底稿迳行制版，但

比对又非影印自文化生活原本，猜测是源于上述50年代大陆汉

字简化前的其他再版，或香港等地华文版本不得而知。一善与进

学有着业务经销关系，此本亦是文颖本，但非如较晚出之其他出

版社影印进学、青山，乃照原样另行打字，无书前两篇附文。1980

年的喜美本内容与进学、青山相同。

远行1979年「杜氏不朽名著」版，译者署名林水文，远景1987

年全集版，仍使用之前远行底稿印刷，译者改作锺文，二名皆伪

托杜撰，其实都是文颖本，只是在部份字句上作了修饰润易（图

2），书前附文则将原来孟祥森译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和他的作

品〉更换另篇。

至于1926年的韦丛芜本，为中译杜斯妥也夫斯基著作首次成书

之始，由著名的Garnett英文本转译，再经鲁讯以日译本、韦

素园以俄文本校订，书前除Garnett英译本详尽的引言外，鲁

迅也写了小引。此本于40-50年代不断再版，计有未名社本、开

明书店本、文光书店本、正中书局本（并收录相关文章多篇），

印量与流传超越文颖本甚多，似乎未见在台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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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淑女》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淑女》有两款旧译，最早的译者是何道生，1931年上海商务

印书馆，之后收入万有文库，1966年台湾商务亦曾再版。其次

是1947年文光书店王维镐译本（图3），收入＜淑女＞及＜女

房东＞两篇小说，书前有原序，远行/远景版全书照录（图4），

小草丛刊不着译者，全集版译者改作钟文。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有两个旧译本。较早的是李霁野译，上

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书名作《被侮辱与损害的》。另一是

1943年文光书店（邵）荃麟译本（图5），书末附译后记。

文坛社1974年直接影印荃麟本，改以《被命运播弄的人》为名

出版，译者署名斯元哲，同年再版时书名改作《被侮辱与被损害

者》，部份书目初版定为1971年疑误。远景1979年11月的「世

界文学全集60」内文与前本同，书后增附杜氏年表，全集版所

有信息仍旧（图6）。国家图书馆目录载天华出版社68年12月

曾出版译者署名耿济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我手上有一

本出版资料完全符合上述，内文与文坛社、远景版相同，但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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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译者姓名，疑是图书馆职员登录错误。远景出版社历年印行的

杜氏此本，译者皆是斯元哲，其实不曾署名耿济之，造成陈逸误

会，以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是外公未出版译著，原因大概

始自这笔资料。

天华版书前有陈慧剑所撰＜前记＞，述四十年代初曾读杜氏此

书，澈骨椎心，终身难忘其痛。

三、《白痴》

《白痴》早期译本资料共四笔：

（1）徐霞村、高滔合译，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1943

年出版，32开，271页，据英文转译，书前有译者序，简介作者

生平及作品。至于当时法国文学名译者徐霞村为何与专注俄国文

学的高滔合译此书？据田全金，高滔译了前半，之后忙于他事，

又因政治案件被捕入狱，后半由徐霞村续成。（2）高滔、宜闲

本，1944年文光书店出版，分上下两册，共893页。宜闲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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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仲持，田全金以为二人合译情况应与上本相仿。然由两种版本

页数相差过巨来看，前者显非全译本，关于高滔译事是否尚有曲

折，或者两种版本其实相同？可惜国内图书馆仅能找到存目，藏

书早已佚失，无法比对。所有疑问在亲见此书前暂时不得而知。

（3）耿济之由俄文直译的《白痴》，1946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台湾图书馆可以找到1947年的再版，依书目登载规格，与初版

无异，按现时的版次计算法实为1版2刷。（4）1958年王琴重

校的耿济之译本。

至于台湾十月出版社1968年发行署名王行之的《白痴》译本上、

下两册，由印刷实务来看，字迹墨色漫漶，明显是旧本影印无疑

（图7），所谓译者王行之，应是政治空气紧锢时代出版者自行

杜撰，只是恰巧与当代的文史作家同名。此外多家出版社不知何

故也都有同样署名王行之的译本，例如1974年普天出版社，小

说正文与十月版相同，但所据底本不同（图8）；另有摘自其他

书刊的二篇文章权充导读。其他内容相同的稍晚版本如大行等，

可能据普天此本影印。至于1974年东海版之底本来源与普天、

大行相同，保留导读文章但另行打字排版，译者署名耿济之。至

于远行1977年印行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朽名著」与远景1980

年「世界文学全集」房兵曹胡马锋棱的意思 均不着译者，远景1986年的全集版本始以

译者为耿济之，内容与上列王行之各版本相同（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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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也以为远行、远景与其他各家署名王行之的译本其实都是

耿译旧作，但是两、三年前偶而看到政大俄文所李卓璋的硕士论

文，《接受美学观照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2005），提到：「50

年代至70年代末期台湾出版的译本…未注明译者的多系1949年

前译本之重印，新译本则有……王行之译《白痴》。」于是觉得

讷闷。

大陆学者田全金2003年的博士论文曾经详细整理杜氏作品在中

国的译介史，他对于台湾旧版重印，涂销或改易作者姓名的情况

虽有了解，但囿于历史与地理相隔，庞大资料逐笔核实不易，只

能笼统言之。台湾方面的研究者往往贪图撷取资料方便，李卓璋

即是在田全金隔空抄录的基础上，顺带整理了杜氏作品在台翻译

一览表，资料细部有数处疏漏误植，显见并未逐本覆案核实，遂

好奇亲往图书馆借书一观，没料到结果竟着实令人吃了一惊。

馆藏1947年出版至今已完全泛黄的耿译旧东周列国 本，竟与前述远行、

远景、及署名王行之的各家诸本完全不同（图10），原先以为

耿译的《白痴》竟是他译！由差异幅度看来，也绝不可能是后来

的王琴重校本。既非耿译，那么台版《白痴》的译者究为何人呢？

本来以为这问题除非跑一趟大陆图书馆否则无法求其真相，却在

网拍旧书的资料里轻易检出高滔、宜闲本的部份书影，比对后确

证十月出版社的王行之本直接影印自此本。也就是说台版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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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并非大家一直以为的耿济之译本，直接译自俄文的耿译在台

似乎仅有1980的喜美本，1981名家应与喜美同，待考。

四、《罪与罚》

近日新闻报导耿济之的外孙陈逸（小胜）整理外公遗作时，发现

先前以为毁于战火，从未与世人见面的《罪与罚》早在此地出版

流传，遂专程来到台湾，在国家图书馆协助下找回外公所有译著，

鉴于旧日译笔不适合现代人阅读，决定重修润饰。远景出版社甫

于7月出版「耿译俄国文学名著重译选集」第一册《罪与罚》。

就读中学期间常去光华商场闲逛，曾听长年坐守狭窄书铺的欧吉

桑老板与客人闲聊，揭露台湾早年包括远景在内多家出版社印行

署名译者耿济之的《罪与罚》，其实皆非耿译，围观者众，多人

出言附和，以为只是一般常识。

其实曾经出版的《罪与罚》旧译共有两种，译者分别是汪炳琨与

韦丛芜。坊间所见署名耿译的台版全数皆1936年启明书局的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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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琨译本（图11）。启明书局在台湾复业后于1956年重印此本，

隐去译者姓名，改以书局编译名义发行，1961年又编入世界文

学大系套装丛书，是《罪与罚》一书最早的台版。其他未署名译

者的学海、青山、喜美各本，与署名甲兵的一善、综合等版，皆

影印启明本，或依样打字，放松字距，适应台版读者的阅读习惯，

但并无改动文句，惟自远行/远景本始见小处润改。1977年的远

行「杜氏不朽名著」未署名译者，但远景1979年「世界文学全

集」灵敏的近义词是什么 以后各版则署名耿继之，应即台版《罪与罚》署名耿译的错

误之始（图12）。以第1页为例，出版社编辑仅将起首的句型

倒装润易，之后文字全皆相同。耿济之的外孙、国家图书馆、远

景出版社暨推荐出版的藏书名人，确实未详审証据，轻率犯下错

误。

我在两、三年前就曾在网络写过文章，详考远景版《白痴》、《穷

人》、《罪与罚》等书的译者。这种事情只须检出各版，稍事比

对即可确証，不知为何会如此轻忽？我为热心助人的国家图书馆

工作人员感到难过。自己只是一般读者，不是学术或文化工作相

关人士，偶而因个人阅读兴趣上图书馆查阅资料，不管是民国期

刊或特藏微卷，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总会主动协助，待人非常

亲切。

至于陈逸心情之难受，我亦可以想知。长期与耿济之在翻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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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事务上进行合作，过从亲密的赵家壁，在1980年应社科院上

海孤岛文学计划之邀撰文＜怀念耿济之＞，披露他于1980年3

月7日登门拜谒耿夫人，席间探询耿济之留下的书信、文稿与藏

书，耿夫人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未抄家，儿女都要向

造反派交待父亲的历史…留在上海的二女，像当时所有知识分子

家族一样，把家藏的中外图书论斤当废纸出售，一大包父亲留下

的文稿，全都付之一炬⋯」耿氏家人毁去的遗稿，应该也包含部

份未发表、未译完的作品。因为这层历史伤痛，陈逸对于搜寻外

公遗稿下落，自有一份外人无可比拟的沉重心愿。原来以为佚失

的稿件无法追回，完全没想到会奇迹般再现眼前，背负多年心愿

的追寻者，一旦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上天赐予的奇迹，理性的分辨

就再怎样也无法推翻内心的认定，于是原本不相干的《被侮辱与

被损害者》，仅因一笔书目资料在登录时误植，竟也让陈逸感慨

万千，坚信又多寻回一本外公遗作…

耿氏生前曾有出版一套「耿译俄国文学名著」的构想未得实践，

远景出版社也一直有心结集耿氏译作为歴史留下记录…

比对版本，确认译者何人，在証据上虽然一翻两瞪眼立刻就可以

签结，然而整件事情却还有延续思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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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将旧版《罪与罚》改写为现代语，早在远景完成编务确实将

书印出之前半年，已将自己预定附志在新版当作序文的这一段整

理遗书的心路史披露网络，亲友在不同网址又各转载数次，既无

引起文坛回响，更无人告之其中错误？或许陈逸非文化界人士，

所以消息网络未及知情的读友，但也说明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早

不详耿济之其人为谁！亦无认真关注之与趣！对于同我一般以阅

读杜氏中译作品渡过青涩少年时期的人来说，这其实是沉隐在此

番事件底层，某种极深切，却也同时轻淡其味的悲哀。

远景版「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的译者问题（下）

五、《罪与罚》底稿焚于战火的资料再考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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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出版译者署名耿济之的《罪与罚》确为他人译本，这是无可

怀疑的事实。但是耿译原稿与打印校样1932年焚于战火，确切

可靠的文献出处我倒不知。临时翻找了一阵，李卓璋、丁世鑫等

近年研究论文提及《罪与罚》译稿焚毁俱无注明出处…一般大学

或国家图书馆可以检出大陆期刊＜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戈宝权写的＜忆耿济之先生＞，里头提到耿济之本人曾告诉他，

《罪与罚》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第一卷都已排好，不幸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毁于日军炮火，并表示对于自己已

经译过的作品无心再次重译。同期刊出原始由耿济之长女耿静芬

编纂，再由外孙陈逸补充整理的＜年表＞，也有相同记载。

事实上，这回耿济之的外孙重新整理外公遗著，认为《罪与罚》

底稿焚于战火，所根据最早的资料即是上引戈宝权刊于＜新文学

史料＞1982年第3期的文章，戈宝权的文章另于耿氏誔生一百

周年于《俄罗斯文艺》摘登重刊。其他作为辅证的资料还有：陈

逸自述1979年12月陪母亲、外婆探望周予同，请托他回忆外公

生前遗事，周予同告诉他：「你外公脾气好，但是一提起他翻译

的那本《罪与罚》被日本人炮火烧掉，常常耿耿于怀。我们都劝

他再重译一遍，他总是沉思不语。」上海书店1983年复刻再版

赵景深的《文坛回忆》，里面一篇文章提及耿济之曾写信给他：

「弟已着手译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现译竣二章，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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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著作难译些。」陈逸自述同年他陪母亲探访赵景深，赵谈及当

年「耿济之对《罪与罚》毁于炮火，感到非常惋惜」。

查赵景深的文章写于1947年耿氏去世不久，但只说明耿氏曾埋

首翻译《罪与罚》。赵家壁和赵景深前引文都提到戈宝权在文汇

报1947年4月6日发表耿济之的纪念文章＜俄国文学的介绍者

耿济之先生＞，台湾图书馆所藏旧报微卷并无当日报份，我另外

从他处检得同年《文艺复兴》月刊5月号，戈宝权＜耿济之先生

与俄国文学＞，猜想与文汇报的文章相同，里面确实提到《罪与

罚》全部原稿与商务厂房同毁与火；当时任职商务，专职小说月

报出版事务的徐调孚曾校读已排好的文稿，感叹战火燬去文人心

血。

以上两篇是我在图书馆检出有关《罪与罚》译稿焚于闸北大火的

最早文献，耿济之去世数月之内，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

大公报、文艺复兴、文艺春秋等，都曾刊出纪念专号，虽然这些

资料多数我还未能得见，但从赵景深文章中提及《罪与罚》的上

下文推想，多数人在此之前并不知这部巨着的译文底稿已毁，

1947年以后至1980年代初期，未再检出与耿氏相关的文章。台

湾虽然不乏重印耿氏译作，但其实台面上甚少有人提及其名，我

在电子数据库内搜寻中央日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三大报社五

十年来从未刊出任何一则有关新闻，期刊索引系统也从来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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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介绍他的生平与译书生涯。耿译俄国文学虽然在上一代读者

心目中地位咏柳贺知章古诗原文及翻译 显赫，《罪与罚》译稿的下落问题确是一段少有人知

的秘辛。

六、误判他译为耿译的心理盲点

台湾最早整理杜氏中文书目的应鳯凰曾呼吁「杜斯妥也夫斯基全

集」的出版，「将未曾译过的作品补全，错译的改正」。不知是

否正式向出版社提出企画，但他写于1976年的文章极可能是隔

年远行开始杜氏著作系列出版的实际催生者。他推崇耿济之是中

文译介杜氏的第一大功臣，「《死屋手记》、《卡拉马助夫兄弟

们》、《白痴》、《少年》、《罚与罚》都是耿先生有生之年，

孜孜矻矻的直接由俄文翻译过来的。」

或许正是因为耿译在识者心目中形象显著，最具份量，应鳯凰整

理书目时并未察觉坊间某些出版社将《白痴》与《罪与罚》的作

者误植为耿济之，从此错误相袭。如果回头检视远行出版杜氏作

品的始末，可以发现1977年3月一口气同时出版小草丛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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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正好与应凤凰所整理出来在市面流传的耿译清单完全符

合。这五册在远行书目中自成「杜氏不朽名著宫女的逆天福孕 」系列，考虑之前

一年已经出版之《永恒的丈夫》，与稍后接续出版之小草丛刊编

号第22《淑女》皆未列入此一系列，封面设计也显见有意区隔，

虽然五册都未署明译者耿济之，但可推知幕后策画者确实在某一

脉络下将这五册视为特殊整体看待。

在此并非有意追究到底是1986年「远景全集版」的编辑想当尔

以为过去未署名译者的《白痴》与《罪与罚》为耿译，或是远行

「杜氏不朽名著」的企画推动者原始就犯了错误？而是想藉此指

出，将未署名译者的旧本归于耿氏，或许就是缘于耿译俄国文学

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判断上的盲点，在未

加详审明証的情况下，出于想当然尔地认知，将他译误作耿译。

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进一步观察以上讨论的心理盲点。

从应鳯凰最早发表在《书评书目》的文章来看，此时他并不知耿

译《罪与罚》底稿焚于战火，从未出版。所以在《罪与罚》条目

下，以耿译出版甚多，不及详列，但旁注有韦丛芜本。猜想他是

持台版与韦本对照，见其不同，于是想当然尔地以为台版必然为

耿译。隔年这份书目做为《作家日记》的附录重刊，已将此条旁

注删去，直接注明综合书局曾于1968年出版署名耿济之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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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罚》，不知是真有注明译者的此本，（我手上收有综合“书店”

未明列译者的旧本，出版资料与应氏此份书目的综合“书局”相

同）或是误判他译为耿译的心理盲点又更强化，综合只是各家出

版社的统称？

1991年6月，师大历史学系的刊物《史学会刊》登载邵明达讨

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书评文章，可能即是受到前述错误的

书目资料误导，同时因为耿译的形象深植于心，竟然直接涂销译

者，自行代出版社更正为耿济之，编辑不察，且以大号字体醒目

刊出错误的版本资料。

文化俄文所研究生张婉瑜1994年的学位论文＜杜氏妥也夫斯基

罪与罚第一、二章内容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比较了韦本（文

光），耿译（远景）与赖秀琴（文言）、刘根旺（志文）等本，

他搜得在台难寻的韦丛芜本，却放过一般图书馆普遍都有典藏的

启明本。可以想见他也是因为此时未听过耿译原稿焚毁之事，比

对下发现台版启明本内容与署名耿济之的远景本相同，也是因为

耿译的醒目形象在心中深植，居然不认为迁台复业的台湾启明本

当然与上海启明的汪炳琨本为同一译本，反而错误推论手中这本

署名启明编译所的台版即是普遍在坊间出现的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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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文译本的改写，兼论台湾接受杜氏的脉络

耿译俄国文学，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托尔斯泰的《复活》、《艺

术论》，屠格涅夫与契可夫的小说，「都是用白话文直接从俄语

翻译过来，把在此之前由鸳鸯蝴蝶派文人用文言文意译、节译，

称为外国言情、侦探小说的旧译本，一下子推到历史的幕后去了，

驰聘世界的俄国文学名著第一次以本来面目与中国读者见面」

（赵家壁）。三十年代以后，耿氏选译的名著，几乎都是富涵思

辩哲理的大部头巨着，尤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

弟们》，上部于战争期间在上海孤岛由良友初版，对当时文化界

与一般读者心理，给予极大振奋、激励效果。耿氏在俄国文学的

翻译地位，一时无人企及。

应鳯凰虽然肯定耿济之译介杜氏有功，但也不否认耿氏译文「诘

屈聱牙，读起来既费力又不知所云，实在不适合现代人阅读。」

其实修正早年名译，在出版界不乏委请专家从事的例子，例如韦

丛芜译的《罪与罚》，在五十年代就由张铁鈜用俄文详加修正，

耿译在大陆后来也有改本，台湾远流出版社在八十年代委由蒋勋

修订耿译托尔斯泰《艺术论》，这些都是推崇原译，但考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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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间的落差，不得已为之的补救办法。

有些出版社发行翻译文学，站在业者立场，考虑耿译形象所附带

的市场销售，与其耗费时间财力请人重新翻译，不如保留耿氏译

者身份，直接将过时的文句修改通顺。遂令社内编辑将诲涩的文

句稍事改写，缩短学者型的翻译家与一般读者的距离。记得小时

候在报纸上曾读过一篇文章，批评某出版社擅改黎烈文教授讲究

信实的法国文学旧译，情形大抵也是如此。

上述修正着眼市场要求，以最少的成本推出能被一般读者接受的

成品，不见得是出于文化理想的考虑。其实从读者面来看，不同

时代对杜氏作品的接受各有不同的文化脉络，三、四十年代耿氏

翻译俄国文学，传达文学反映人生的写实主义观点。六、七十年

代台湾对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理解，却是缘于存在主义思潮所激起

的反响。孟祥森译《地下室手记》，藉着不能主动发声，只能受

人左右的钢琴键，特别突显人是做为一种思惟者的存在，及其走

向自由与体现自我的永恒处境，与耿氏时代的读者从杜氏作品领

略的文化感受其实不同。近年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诗学问

题》在华文世界广受译介，复调小说、对话理论体现思想的活力

及人际之间的平等关系，对于杜氏的理解也进入另一新的脉络。

因此阅读与翻译做为一种诠释活动，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视域

之下，出版杜氏作品所散发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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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接受杜氏作品（乃至整个外国文学），初始环境有其不得不

以耿氏旧译填补暂代之实际困难，过渡此一阶段，耿氏译介俄国

文学已经是被书写在翻译文学史上的事件，对想要了解杜斯妥也

夫斯基的读者，选择耿译不如近年出版的新译本，对翻译史或中

译西书目录有兴趣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须要的是包含书信、文件、

手迹、书评与友侪回忆在内完整的资料汇编，与直接以原件照相

制版的复刻本。如我在前面所说，集结耿译旧作重新再版是耿氏

后人与远景出版社长久以来未了的心愿，但出版经过润易重修的

版本对于历史与一般读者之价值恐怕不如想象…

八、杜氏全集与耿译著作目录

杜氏全集的翻译与出版计划，早在40-50年代即曾有过两次集结

的企图，分别是文光书店多卷本选集与正中书局杜氏全集计划。

文光书店从1946年起以杜氏选集的名义依序刊行《被侮辱与被

损害者》、《罪与罚》、《淑女》、《醉》、《白夜》、《穷人》、

《地下室手记》、《白痴》、《女房东》等九种单行本。正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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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杜氏全集的出版计划则由韦丛芜总责其事，1947年首先出版

了《穷人及其他》、《罪与罚》、《死人之家》三册，并在书前

附有《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总序》，后因国共战事中止计划。

前面提到应鳯凰整理杜氏中文译作书目，应即台湾出版杜氏全集

的实际催生者，从远行「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朽名著」系列，至远

景15卷全集版计划，大致上也都是集结现有译本汇整成套。咸

信这些结集计划的目的都是为了要系统性地介绍杜氏予中文读

者，我个人感到兴趣的是这些全集版的集结计划是否反映不同时

代理解杜氏的不同文化脉络？可惜研究杜氏思想，兼涉其人作品

在中国的译介史的学者，对此问题似乎尚未有深入回答。

耿氏生前已有出版「耿译俄国文学名著」的计划，并曾发行两种，

远行版「杜氏不朽名著」或许也暗中寓有集结耿译的想法。原本

以为耿氏译作目录早有人整理考订，但上网搜寻未获。《传记文

学》＜民国百人小传＞与百度网页上头的资料皆不尽正确，我以

《民国时期总书目》为基础，参考戈宝权＜耿译俄国文艺作品编

目＞，将初步整理校对的资料按序排列提供参考。耿氏单篇发表

的译文与评介甚多，一般读者并无能力钓沉辑逸，希望陈逸整理

外公遗著的誓愿不因一事挫折初衷，很快就能在书店看见包含耿

译完整篇目的研究资料付梓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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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阿史（斯）德洛夫斯基，五幕剧，上海商务，1921

年2月，32开，119页。台湾图书馆仅有存目，未见。耿济之曾

将雷雨改编为四幕剧＜慈母心＞，1947年6月起连载于《文艺

春秋》月刊，并未实际在舞台上演出，也未出版单行本。

《村中之月》，屠格涅夫着，五幕剧，上海商务，1921年3月，

32开，235页。百度记载为1922年，不知是否曾有台版，待考。

《黑暗之势力》，托尔斯泰，五幕剧，上海商务，1921年3月，

32开，145页。百度书目无列此本，但内文有提及；台湾图书馆

仅有存目，不知是否曾有台版，待考。

《艺术论》，托尔斯泰，上海商务，1921年3月，32开，269

页，附译序。台版有以下多种：地平线1970；晨钟1980；远流

1988，书名改作《艺术与人生：托尔斯泰的艺术论》；金枫，1987。

《俄国文学研究》，沈雁冰编，上海商务，1921年9月，郑振

铎、耿济之等多人着译。台湾图书馆仅有存目，未见。

《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瞿秋白、耿济之合译，上海商务，1921

年12月，32开，244页，收录＜三死＞、＜风雪＞、＜丽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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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10篇，书前有耿序。不知有无台版，待考。

《父与子》，屠格涅甫，上海商务，1922年1月，32开380页，

前有8页译者序，台湾早期所见正文、大汉、远景等版都是巴金

译本，不知耿译有否台版，待考。

《复活》，托尔斯泰，上海商务1922年3月，32开，3册，396

＋367＋169页，前有＜译者附序＞，台湾可见到数种旧译，内

容皆与耿译不同，是否曾有台版，待考

《柴霍甫短篇小说集》，耿济之、耿勉之合译，上海商务，1923

年1月，32开，341页，收＜剧后＞、＜候爵夫人＞、＜伏洛

卡＞等7篇。台湾图书馆仅有存目，比对目录与开山书局1967

年《柴霍夫短篇小说集》不同，不知是否曾有台版，待考。

《遗产》，莫泊桑（法），上海商务，1923年11月，32开116

页，不知是否曾有台版，待考。

《人之一生》，安得列夫，上海商务，1923年11月，32开，167

页。百度记载为1922，书名为《小人物的忏悔》；台湾商务1968

台1版，人人文库586，作者改作安特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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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日记》，上海商务，1925年1月，收入果戈理＜疯人日

记＞与屠格涅夫＜尺素书＞，50开90页。台湾图书馆仅有存目，

不知是否曾有台版，待考。

《俄国四大文学家》，耿济之着，上海商务，1925年1月，50

开本，80页。百度记载为1924年，近年有复刻本，收于「民国

辑逸丛书」。

《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上海商务，1925年11月，50

开，88页，内容收有耿济之译布利乌沙夫的＜俄国诗坛的昨日

今日和明日＞，与夏丏尊译自白鸟省吾的＜俄国底诗坛＞两篇论

文。百度未录此本，戈宝权＜耿译俄国文艺作品编目＞也无提

及。

《猎人日记》，屠格涅夫，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5月，28

开，599页，前有译者序，书末附译者的＜猎人日记研究＞。曾

有数种台版：远景世界文学全集15，1978；大汉1979，喜美1980，

汉风1991。

《家事》，高尔基，上海良友，1941年5月，25开，309页，

附译者前记（列「耿译俄国文学名著」第一册）。百度记载为

1940年，台湾图书馆仅有存目，不知是否曾有台版，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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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案使及其他》，果戈里，五幕剧，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

年12月，附＜译者前记＞，28开，10＋360页。台湾枫城1976

年曾照原书影印，保留译者前记，书名改作《果戈里戏剧集》。

《俄罗斯浪游散记》，高尔基，上海开明，1943年11月，32开，

644页，收＜人的誔生＞、＜流水＞等29篇，及2首诗，附＜

译者后记＞。晚近上海译文与安徽文艺皆有再版，不知早期是否

曾有台版，待考。

《白痴》，陀司妥也夫斯基，上海开明，1946年12月，36开，

2册共739页。台版见本文详列。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陀司妥也夫斯基，上海晨光，1947年8

月，附郑振铎＜序＞及＜译者的话＞，36开18＋796页。上册

于1940年，由良友初版，当时书名作《兄弟们》。台版众多，

不备载。

《死屋手记》，陀司妥也夫斯基，上海开明，1947年9月，36

开，330页，耿氏去世时此本正印刷中。台版有东海、远景等，

不备载。

《少年》，陀司妥也夫斯基，上海开明，1948年4月，36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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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734页，耿氏去世时此本正印刷中。台版有绿园、远景等，不

备载。

百度百科1958年条下之《玛特威克叶绍翁怎么读 日米亚金的一生》，原书为

高尔基四大部的长篇小说，其他文献作《玛威特郭芮麦金的一

生》，据戈宝权写于耿济之逝世后的悼念文，耿译仅剩最末两章

未译出，预计由沈颖续完，未详日后是否出版，待考。1947年

条下的《给青年作家》，其实是30年代生活书店出版的高尔基

文集，1947年再版，封面译者由绮雨、靖华挂名，内容收录耿

济之一篇译文。1949年条下惠民书店之《高尔基作品选》，1937

年2月上海良友初版，里面收录耿译＜我的旅伴＞与他人译文共

14短篇及诗歌。至于维基百科列出的托尔斯泰《家庭生活》，

其实只是投稿杂志的一个短篇，后人据郑振铎，以为是耿济之所

译的第一篇文字，但戈宝权回忆耿济之曾告诉他，最早曾以文言

文翻译托尔斯泰＜克莱采尔奏鸣曲＞，题名＜旅客夜谭＞。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出版「上海抗战文学丛书」第三辑，

编有《蕴华集》一册，内含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三人于抗战

时期蛰居上海的小说创作，耿济之的三篇登于1943﹣1945年的

《万象》杂志，描写时代变迁下的妇女角色与际遇。耿济之一生

仅尝试过这三篇创作小说，过去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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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氏另译有《现代世界经济大势》，库里塞尔着，上海中华书局，

1927年，近年有复刻本，收于「民国辑逸丛书」。至于张亚权

译的《盲乐师》，原著者克罗连科原，上海商务1926年1月，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登录为耿济之校，书前有耿序，百度与各

家书目皆无列此本。台湾图书馆仅有存目。

台湾金枫1990出版屠格涅夫《罗亭》，译者误植耿济之。台湾

坊间正文、大汉、远景等出版的《罗亭》其实皆1947年文化与

生活的陆蠡译本，远景本有改写，金枫此本与远景本内文相同。

有些文献提到耿氏曾译陀司妥也夫斯基的＜司帖彭奇阔伏村＞，

但据戈宝权，这篇并未译完，徐调孚也指「残稿存开明」，至今

仍未见。

据徐调孚的＜忆耿济之先生＞，耿氏曾在战后译完蒲宁《驿马》，

出版社因故延宕，不知后来是否出版，待考。

其他所知但未出版的遗稿还包括卡泰耶夫的《雾海白帆》，未译

完。良友计划出版《俄国短篇小说集》，耿氏自己译了赫尔岑的

＜鹊贼＞，这部小说集后来并没有出版，耿氏译稿也未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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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颖与汝龙

陈逸将旧版《罪与罚》改写为现代语，早在远景完成编务确实将

书印出之前半年，已将自己预定附志在新版当作序文的这一段整

理遗书的心路史披露网络，亲友在不同网址又各转载数次，既无

引起文坛回响，更无人告之其中错误？或许陈逸非文化界人士，

所以消息网络未及知情的读友，但也说明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早

不详耿济之其人为谁！亦无认真关注之与趣！耿译杜氏小说早就

淡出现世代的文化讨论，被扫出大众文化视野注目所及的范围！

对于同我一般以阅读杜氏中译作品渡过青涩少年时期的人来说，

这其实是沉隐在此番事件底层，某种极深切，却也同时轻淡其味

的悲哀。

附带一笔大概不会有人提的事：远景版《穷人》的译者文颖为简

字版《契可夫文集》的译者汝龙夫人，两人幼年相识，青梅竹马，

同时自学英文翻译，194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曾刊行汝龙翻译的

高尔基《阿托莫诺夫一家》部份译稿，这部书之前耿济之曾经译

出全本。受丈夫鼓励的文颖亦每日到图书馆抄录《穷人》英译本

回家翻译，隔年交同出版社发行。后来「向老大哥学习」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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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影响及文化环境，「要求文艺界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直接译

出」，汝龙遂又自学俄文，长期进行契可夫与其他俄国小说的翻

译。印象里文颖译作较少，1985年以高龄译毕《少年》出版，

汝龙同时间则在房间另一张桌子上译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

罚》…文颖回忆当时：「他想约我和他一起译整套的杜斯妥也夫

斯基，但是我已年老，译完《穷人》和《少年》，再没有精力译

其他大部头的书了…」

汝龙生前未能亲见自己翻译的《罪与罚》出版面世，至于文颖翻

译的《少年》，人民文学版权页上记载初版1985年，但1993年

始有第1次印刷，不知是否表示之前仅供内部人员试阅讨论？即

使如此，正式发行的印量也不过三千余册。在这部700余页，超

过50万字，砖头厚的长篇里，仅在扉页出现一次译者姓名，除

此，封面、版权页及署名编辑部的出版说明一律略去文颖的名字，

我怕有些图书馆登录计算机资料也因此遗漏…

其实应凤凰那篇书目文章已对坊间轻便翻印耿译旧本的现象发

出感慨：「译作版权早已丧失了…谁也不会去关心他们当年是如

何的血泪交织…孜孜矻矻…」耿译毕竟有所建树，成就翻译文学

史上的一页传奇，历史至今不忘其人，代代不乏有心人士整理耙

疏、重新结集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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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龙逝于1991年，他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在身后始有牡丹亭游园原文及翻译 多册在台

发印销售，以为可以找到什么前言后记之类见証他及夫人共与杜

氏结缘的译书感言，然而完全没有。仅光复书局「珍本世界名著」

在《契可夫小说集》与托尔泰《复活》书后附有百余字的译者简

介，提到他从1963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我乍看吓了一跳，

以为是政治风向转吹，为顺应翻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直接译出的

要求，他遂涂销了自己年轻的人生记录，后来领悟可能只是校对

疏忽造成的误植。其实台湾出版社只是看上取得大陆译本版权轻

松省事…脸谱2002年《第六病房》封面折边也附有一段译者简

介，显然与光复版来源相同又更简省…编辑挥笔删修一个与自己

不相干者的人生经历，这是何等轻易之事，然而留下短短不满百

字的内容竟然也不是完全正确，慨然叹之。

汝龙夫妇虽然译了许多俄国文学作品，但他们毕竟不是散发光芒

耀眼动人的文学英雄，成就其实平凡，怎么看也不是这一行里出

类拔萃的人物，名字恐怕不多有人记得…我一时也很难说清楚此

刻的感想…只是觉得平凡者的心情…好像更能贴近自己…他们

人生最后完成的杜氏新译即使评价普通，却仍有人看出那是饱含

两人结褵一生的心情之作…

以为远景会在市面停止销售这本缘于美丽错误的《罪与罚》，博

客来仍在第二天快速将书送达楼下的7-11。手里拿着这本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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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印着耿济之姓名的厚书，惦惦它的感觉，却一时抓不准那种

好像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的重量…